这本文学史要放在1955年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分明。巧合或吊诡的是，也许是初立的政权要在古中国里寻找恰切于今天的部分，五十年代年的大陆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史”编纂。根据方铭教授在《<中国文学史>：回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中的研究，1954至1955年，为了普及西洋文学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由苏联文学理论家毕达科夫主持的“文艺学引论”课程培训，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大纲的编纂方向，大陆的中国文学史开始延续苏联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小说、诗歌、戏剧作为基本文学形态，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于是，这些古典文学的大家们被纷纷套上了阶级的轭头，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表达，成为黑白分明的脸谱化形象。 身在南国一隅的钱穆，则默默地讲出了这一部完全不同的私家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题目很大，容量却只有20万字。所谓“文学”之“史”，意义在“文学”之“流”，也即通过讲述每个朝代的文学特点，看出文学之间流变与接续的过程。这是钱穆《中国文学史》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