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诸臣劝阻不听，最后当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也出面劝谏。太祖说：“迁都洛阳还不算完，时间长了还得迁到长安。”并解释说，“之所以西迁，是为了据河山之险而裁去冗兵，以安天下。”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太祖不答，在他离开后，对左右之人说：“晋王说的固然很好，但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要殚竭了。”（卷八）90年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入不敷出。四年后，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圣宗大军深入宋境，直指澶州。汴京震动，一度有迁都之议，后来在寇准力促之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辽方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在巡视战阵时被宋方伏弩击杀。辽人夺气之余，@岁币三十万匹两后与宋方缔盟，史称“澶渊之盟”。（卷二十五）此事功过不必评价，只知百余年间，宋辽和平得以保持，实是当时苍生之福！但是110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时，所遭遇的正是两个110年民不知兵的国家。如何评说？宋仁宗庆历年间，时知鄞县的王安石“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大概就是青苗法的原型试验了。可是当熙宁二年（1069年），青苗法在全国推行时，味道一下子变了。且不言政府高利贷的正当性与否，最大的问题是，强势的政府有能力强行摊派贷款给平民。管你缺不缺钱，贷款交息！王安石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推行此法前，苏辙曾给他详细剖析其中利害，王安石也认为苏辙说的有道理，并为之逾月不言青苗。可是当民间高利贷为害时，他还是把政府比富民更强势这一点抛在了脑后，推行新法。（卷六十七）其他种种新法，也大都有这种设计合理、但是给恶吏留下执行漏洞的问题。看出这些问题的韩琦、欧阳修、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等一一对神宗及王安石本人苦劝，然后一一被贬出京。司马光对神宗评价王安石说：“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臣以为不至于。他只不过是不懂得事理人情、又执拗而已。（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窃以为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也非常厚道。闻誉则喜，闻谏辄怒。君主如此，会谄媚满朝；权臣如此，一样会谄媚满朝。上面提到的诸位正直有守的大臣被斥去，自然会有小人向利而动。宁州的一个通判，名邓绾，说青苗、免役等法施行后，“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接着被任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邓绾乡人对此事的无稽都是又笑又骂，邓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卷六十八）于是《宋史·奸臣传》的诸位一一登场，并形成强大势力。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司马光在宣仁太后支持下尽废新法，斥去变法派。苏轼力劝司马光部分保留免役法，司马光执意不从。苏轼只好长叹：“又是一个拗相公！”神宗刚去世时，时知扶沟县的程颢说：“司马光要入相了。应该与元丰大臣共事，如果先分党与，它日可忧。元丰大臣全都嗜利，如果他们自己变自己的法是最好的，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卷八十三）很不幸，司马光并没有听到程颢的建议，听到了也不见得会力行。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寓意继承圣人先父的变法遗志，衣冠之祸也就开始了，其名“党争”。史书称新法派为“小人”，因为这所谓新法派大多并不同意新法，他们只是以支持变法为工具，讨好权臣与君主，然后“好官我自为之”而已。哲宗之后，即是徽宗了。旧党又一次在太后支持下短暂执政后，徽宗亲政，年号崇宁，意即推崇熙宁，任用的是曾经支持司马光尽废新法、又助章惇重行新法的新法派蔡京。当时有所谓“六贼”，蔡京、童贯居首，其中还有一位叫王黼，宣和五年时专门负责与金国交涉收回燕山。旧时辽国使至，都不示以华侈，并且尽量带着绕远路，防止辽国生觊觎之心。王黼为早日成就复燕大功，与金使都是以七日自燕山至阙下，凡四五往反皆然。人又浅薄，每次都陈列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于是，金人生心矣！（卷九十四）这就是变法的遗产之一，党争的直接后果：劣币淘汰良币。徽宗第二十女，名嬛嬛，封柔福帝姬（即公主），生于政和二年（1112年）。靖康二年（1127年），正值二八年华，其美丽大概可以从她的经历中想像。其时金军破开封，向宋朝索要海量犒军金帛，宋室无力足其数，乃以女人作抵，名曰“和亲”。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赵嬛嬛也以一千锭金的价格卖给了金国。等到金军北退时，她已受辱有孕。三月二十九日，她因不会骑马，从马上摔下小产。此后依然要受负责押送的国禄的欺侮。四月初四，盖天大王见国禄与她同马，杀国禄，弃尸于河。想将其抢去，被劝止后一同北上。抵达金都后，大概因过分虚弱憔悴，一直被争抢的她被弃于洗衣院。（《靖康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