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反魏忠贤序幕的不是久经沙场的朝官，而是一位初入官场的“牛犊”。　　天启二年（1622），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目标直指傀儡皇上和傀儡的幕后操纵者魏忠贤。振聋发聩，令以忠义自许的东林党人汗颜。　　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有了这番“试水”效应，东林党人跃跃欲试了。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上了有名的《劾魏忠贤疏》，对魏忠贤进行了愤怒的弹劾。他开门见山地指出，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　　接着，他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在内宫方面，杨涟列举客、魏罪行，如后妃不育、裕妃之死、王安被害等等；在朝政方面，杨涟弹劾魏忠贤破坏明代祖法，肆意擅权，排斥异己，滥封滥赏，伤财害民，等等。　　奏疏最后指出：“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将客氏驱逐出宫。　　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尽管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京城百姓“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朝廷内外的正直大臣，奏疏一出，举朝响应，短短两天，弹劾魏忠贤的疏奏不下百余份。由于魏忠贤控制了熹宗，所有奏疏，熹宗都不能过目。魏忠贤见有如雪片似的奏疏，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决心进行报复。　　首先受到惩办的是工部郎中万燝。因为他弹劾了魏忠贤，熹宗不问是非就降旨：“杖一百，斥为民。”有了圣旨，魏忠贤的爪牙们把万燝打得死去活来，有的太监还用铁锥在他身上乱戳，四日后，万燝死去。　　天启四年十月初一，皇帝行祭天大礼时魏广微迟到，被魏大中、李应升弹劾。魏忠贤非常生气，说动皇帝把东林党首领高攀龙、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革职。此后，内阁院部几乎全部被魏忠贤亲信控制，魏忠贤磨刀霍霍，终于可以大开杀戒了。　　为了斩草除根，魏忠贤启动了所谓的“熊廷弼案”。　原来，天启二年时，明军与后金作战，丧军六万人，经略熊廷弼被下狱，判斩首。熊廷弼想托汪文言用四万银子贿赂掌权的东林党人以求缓刑，但没实行。此时，阉党就用酷刑逼汪文言诬供，说杨涟受贿，汪文言活活被打死，临死大叫：“哪有受贿的杨大洪(杨涟)啊！”　　但是，阉党捏造口供，逮捕了大批的东林党人，如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等，关在锦衣卫的@里，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假借皇帝名义，“五日一追比”。所谓“追比”，即用大刑逼他们退赃。实际上六十天就“追比”了二十四次。第一次“追比”后，“诸人裳上浓血如染，狱卒挟持才能移步”；第二次则“股肉俱腐”；第五次，“杨公大号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第六次，“杨、左伏地若死人”。先后有六人因酷刑@，史称“东林六君子”。　　接着，魏忠贤开列黑名单，用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东林党人榜》，上榜的有三百多人，按名搜捕还健在的东林党人。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假借圣旨，逮捕了东林党又一批主要人物：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高攀龙七人。除高攀龙以“大臣受辱则辱国”，拒赴诏狱，当晚投池水自尽外，其他六人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史称“东林七君子”。　　从个人崇拜到@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