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页82），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页89，尤其章六对概念思维方法在中国语境下“乏力”的突显）。虽然如此，且苏力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苏力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研究》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 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研究》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苏力引，何其芳诗：《预言》）也许这一句诗表明的，确与这一部书相合：既有开拓者的孤独，又隐约可见这片处女地清新的原生气质：它的天地是广阔的，等待着现代话语对它进行洗脑似地征服；开垦的欲望与引人开垦的使命，伴随某种惨淡的失落——这不正是整个法治与现代化进程之中依稀可闻的叹息与悲悯吗？“有的人会看到它玫瑰色的美丽，……也一定有人从玫瑰色中看出血的颜色……” 在文学中，不是所有坏的东西都值得去批判。坏的侦探小说，坏的色情读物，坏的幻想文学，本身就以次品的方式包装自己，它们并不怀着超越自身品类的奢望，不劳我们郑重拉杂摧烧之。还有一类作品，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写坏了”，如才力不足者勉力为之而终不免竭蹶，像这类“坏”，实值得我们同情，也不必去批判。只有一种坏，非批判不可，它们以精心结撰之名饰精心算计之实。这种淆乱读者耳目的坏，即所谓“坏的好文学”(bad good litera-ture)，初看上去精致、深沉、藏着浅笑、忍着热泪、两个背影、一声长叹，细加审视，这些貌似“纯文学”的作品却原来是装配出来的，是在流水线上这里添一只高雅的胳膊，那里加一条深刻的大腿那样凑泊起来的。它们是如此光滑平顺，如此无辜无害，它们缺少的，或许正是罗兰·巴特提出的那个“刺点”。 《质数的孤独》初看上去具备“好文学”的诸要素：创痛、孤独、自我省察、心灵洁癖、尖新的譬喻、圆熟的文笔。作为一位理科博士生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最令人惊异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圆熟、在于它的看似远非“处女”。 保罗·乔尔达诺的聪明充分体现在他写的第一章以及他对第一章的设计。少女爱丽丝不情愿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学习滑雪，乔尔达诺写下整本小说中最富文学意味的情节。在天寒地冻的雪野，爱丽丝忍不住要小便：“尿就流在滑雪服里，流在连裤袜里……‘这真是一种解脱’，每当那股温热的液体流过她冻僵的双腿时，她都会蹲在那里这么想。”不止有尿，还有屎，爱丽丝的内裤也曾承托一团大便。昆德拉说，媚俗就是对屎的绝对否定，乔尔达诺似乎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媚俗的超越。他写道：“父亲曾经告诉她，被冻死的人，在完蛋前的片刻会感觉浑身燥热难忍，想脱掉衣服，因此所有冻死的人被发现时都只穿着内裤。这下可惨了，她的内裤可是脏的。”这种超然的笔调，置诸当代任何名家的小说中，都不会相形失色。故事刚开始，乔尔达诺已达到了其文笔的顶峰，接下来，他所做的就只是顺着坡道一路滚下来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情节设计：女方爱丽丝，在第一章里摔瘸了一条腿，男方马蒂亚，在第二章里将智力有障碍的妹妹弄丢了。两人原初的创伤就此形成。两人的自我伤害也是对称性的：女方是厌食，男方是自残。接着，一个反面人物出现了，美丽而残忍的女学生薇奥拉，她将男女双方原本并行的关系扭结起来并促使它稳固起来。当一个外在的不祥突然降临，男方飞往北欧某大学开始了其天才数学家的生涯，女方则留在原地，读者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计，这次分离是为二人其后聚首所兴的一点波澜。小说作者对称地为男女双方各安排了一个情人，他们现身之突兀如出一辙：追求爱丽丝的法比奥上前搭讪，与马蒂亚一见钟情的女人娜迪娅则陡然出现在马蒂亚朋友的餐桌边。当然，如我们所知，这一对称的恋情插曲无非是用过即弃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