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是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力量，希望能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商务印书馆这套书应该继续处下去。下面这个很好，推荐大家看看。当年朱熹和弟子们读书的那间教室，老师的椅子在讲台一张桌子后边，下边是学生们的书桌和椅子。边上陈列着他们读的书。他们读的书中没有同时代人编写的教材，只有古老的四书五经之类。学生在教室静读，读不懂了，就问老师，老师间或有讲解，或外请一些如陆九渊之类的名学者在此授课，这些老师们心心念念的不是创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而是引导学生们进入经典，不是口口声声的“我觉得”，而是念念在兹的“经上如是说”，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照雅斯贝尔斯的设想，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读经典、读大书。对孩子们来说，越早开始读越好。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孩子们从小读书只读经典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别的教材，所谓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学科教科书，等到十多岁之后再开始教也不迟。教材是学者们（往往是二流或三流学者）编的，但经典却是大师们（绝对一流）写的。只有早早开始学会跟大师们对话，孩子们才有可能学会拒绝精神垃圾，养成孩子们的高尚情趣。高尚情趣的培养需从经典入手。古罗马的贵族家庭会聘请训蒙师傅来带孩子们背诵、阅读和理解经典，像中国古代的西宾。教师们的任务不是兜售自己的学科知识，而是忠实地教会孩子们读通经典。此乃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精神实质。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就盛赞滥觞于古罗马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甚至以此贬低经由法国启蒙运动而产生的人道主义理念。人道主义重普及，人文主义重提高，其区别可见一斑。而犹太民族更是要求孩子到了十二岁就必须会背诵希伯来文《圣经》。《圣经》对他们民族来说，确乃书中之书，家长每天都有责任给孩子们讲解。这样一来，晚上最宝贵的时间不是献给电视机，而是献给古老经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熏陶成“律法之子”，不管身处何方，血管中都流淌着经书的血液，使这个民族，哪怕历经近两千年流亡漂泊，仍能回耶路撒冷创建最小的超级大国。为什么经典比教材重要，或者说经典是最好的教材？朱熹有首叫《观书有感》的诗就极为生动地说出了其中的原因：“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古老经典才能成为“源头活水”，使后人在此基础上开创“天光云影共徘徊”局面。英国“朝圣山三巨星”之一的迈克尔．博兰尼，特别提到一个人若要有真正创新，必须得有特别沉潜力，这种沉潜力首先是回到经典的能力，在不断、反复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一个人得到某种“支援意识”，这种“支援意识”不同于“集中意识”，是人知识结构中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一起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小说家，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算得上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两部巨著。他的成名作《穷人》发表后创作陷入危机，于1847年开始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小组活动，1849年春被捕并判死刑。临刑前一刻，他和其他犯人被告知获赦。这给他极大震荡，他明白了“生命是一个礼物”，开始认真对待信仰。三天后，他被流放西伯利亚，路上遇到热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其后，他被投进鄂木斯克要塞监狱，狱中不许读其他书，他便反复读《圣经》，这本书竟拯救了他的创作，给了他创作上不竭的源泉和动力。1861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发表，后者引起尼采和列夫．托尔斯泰惊叹。1864年发表《地下室手记》，1866年发表《罪与罚》。其后，《白痴》（1868－1869）、《群魔》（1871－1872）等无一不与《圣经》提供的精神视野有关。最后，发表总结性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979－1880）。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去世前，他特意把孩子们叫到床边，郑重其事地把《圣经》递到孩子们手中，嘱咐他们要好好珍藏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