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左右，在村上刚刚写完《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球游戏》时，他决心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但是这有一个问题，作家有两种：追求故事的，和追求语言的。他想了很久，决定自己要做一个主要追求故事的作家。所以在18年之后，与心理师河合对话时，他自称“小说家”（fiction，非写实创作者）。我认为，与在小说里四处埋伏笔，照顾到每个角色的出场比例相比，创造故事的人，更应该有的素质是要把握故事发生的原因：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那个人为什么做那件。 　　会亲自去做纪录片式的沙林事件双方采访，也是因为他感觉，这件事情可以解答一些原因。就此他做了个有趣的比喻：一个160的男人手拿小小的锥子从对面走来，在擦身而过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感觉是一位180的大汉，拿着棒球棒。哪一个是真实呢？“所谓世界难道不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吗？”所以他要记录两边的真实，就写了采访受害者的《地下铁事件》以及采访奥姆信徒（都不是实际去投了沙林的人，都是信徒）的这本《约定的场所》。关于世间事的原因。他得到了答案，在每5天采访一人的工作里，就好像粘在一起的肥皂泡，一个一个破开，并入邻居，最终指向最大的“一个”泡，在破灭之前被人眼捕捉到。感谢这本书，我也找到了一点答案。连带着与人有关的书籍，也可以心同此理，在读的时候同时翻关于《金枝》（虽然没看完）、《史记》（虽然没看完）和《玉君》都可以有更多层的读后感。 　　 　　这答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去死。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是虚空。人不接受自己的意义是虚空。 　　访谈里的一个人A说：我小学六年级时候看到一把剪刀，忽然想，这把剪刀虽然是大人努力做出来的，可是总有一天会坏掉。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坏掉。一切都会毁灭，毁灭是宇宙的法则，以后他就以消极的眼光看世界了。 　　C高中毕业的时候想，要不要出家？或者去死？实在讨厌去公司上班，讨厌就业。一面这样想，一面在汽车零件公司工作。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星期天自己在家里，在阳台溜达，觉得活着真无聊。我想死，想了很多次。我讨厌和害怕那么多作业，觉得人真可怜，必须要学会那么多字，真可怕。结果我没死，但是小学四年级清楚地想死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我活下去的动力，只是每个月可以看到新的《童话大王》。 　　“一存一存，你又错了，为了这几张纸，你做了个雇佣式的教员，野鸡式的兼教！”这是《玉君》中男主角在北京教书，领到薪水时对自己的咆哮。上班领工资的你，也这样质问过自己吧，有没有？ 　　 　　这是对存在价值的疑惑，对目下无谓地被剥削的困惑。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别人不都是这样过的吗？ 　　很对，很好，很高兴还有别人。 　　《史记》开头，颛顼的权力又下传了几位，到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贤人政治，使得漂泊的民心有所归，这是民有福。这不是贬损民愚昧，如果大多数人都思考过人生意义，并且不得不放弃追寻意义，那么大多数的人都是愚昧的。这推论中间的一步是：放弃对意义的追寻，就需要承担虚无的痛苦，这痛苦如此之苦，以至于人忘记自己是自己在活，而渴望沟通，渴望见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渴望温暖与引导，交出自己，谁又没有在向外交出呢？ 　　信徒里有几位都认识到，现在的公司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宗教，拿不定的事情，直接按照上司怎么说就怎么做好了。“实际被害的，得了后遗症的乘客，也有几位回答村上，说如果上司命令去投沙林，自己真的就去投了。” 　　说到公司，你真的以为你的公司就没有在杀人吗？你在哪一步上做了什么的推手，既然拿了钱，绝对脱不干净，只是大多数没有直接到会做噩梦的地步吧。 　　后记里提到一位被现实社会推去做凶手的“体贴的林医生”。林郁夫本是热心的医生，对医疗制度医院体系失望，（看过《白色巨塔》的人可以了解那失望是怎样接近绝望）后来入了奥姆，成为精英。会对社会失望的人，都是有纯洁心愿的人。他亲手投放沙林这是不可原谅，但是他本来是个得到好评的好医生的。 　　 　　A怎么进入奥姆的呢。因为他自己买了小册子练功，身体有感觉，又去奥姆的道场，就被劝诱出家了。采访的这些人基本是这个路数出家的。 　　所谓出家，就是将家人、私人物品、朋友、工作，全部都在一天放弃。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好理解。人生虚空，除了修炼再无意义。死有何妨？出家就好像死一样，死的时候还可以带家人和工作走吗？想到这里，他们就什么都抛弃了。有没有意义先另说，起码可以少苦一点。 　　 　　前几天与两位日本通的老师聊天，提出我的疑问，他们几乎以为我是在为奥姆辩解而攻击我。现实的人想到地铁沙林事件，第一谴责的就是：你凭什么、有什么权力去剥夺别人的生命？ 　　我试图体会，奥姆的人以为：杀了你是替你圆满，你的人生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