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下1》中受访的“被害者一方”相比，《约定的场所》里的“加害者一方”即奥姆信徒（原信徒）们身上的个人性则显得未必那么引人注目。虽然村上极力想为每一个当事人还原出只属于他（她）的精神轨迹，只属于个人的生存状态，可是他们身上的某些共性却毫不费力地浮现了出来。村上自己也说，无法忽视这些人所共有的一种气质或者思维。所以，如果对“被害者”来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一场意外（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也未必如此），那对每一个加害者来说，或者对奥姆这一体制来说，这起事件无疑是一种必然。 　　这些人几乎都带有强烈地非现实性的“问题意识”，一种执拗地“逻辑思维”。在不断运转的社会齿轮中还拿出闲余思考着类似“社会何以如此”“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奢侈问题。毋宁说，性格上有着一种不合时宜地使命感，不论是对自身生命还是对世界本身，似乎都不能满足于“就这样安安稳稳走下去”的模式。在自身处理问题的习惯上显然有与社会格格不入之处。 　　而村上觉得关键是，社会上没有一个机制或者说“托盘”来接受这些“格格不入”的人。虽然谈到这些的时候就扯出什么“童年创伤”“家庭问题”是种老生常谈又偷懒的方式，但村上注意到这些人莫如说都和家人感情梳理，跟周围人保持着乖离感。因此，当面对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社会时，便没有周围的“现实性”牵绊来阻碍自己，以至很容易孤注一掷地进入奥姆这种能提供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就像是一个匣子，可以封闭掉其他回路。在奥姆中所谓“万精油式的答案”就是“这是业障”，遇到什么问题都是一句“这是业障啊，为了修行要跨越”。换个角度想，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纯粹”思维模式。 　　想想二战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斯大林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剩下的联想起来应该不难），这些体系里无疑都深藏着“纯粹”这一因子。 　　所谓“纯粹”，某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在意识里对“善恶”的界限清晰做出划分，自己所践行的道路是“善”的，相反，另一条道路则是“恶”的。没有什么相对性的变通。因此为了这一纯粹的善，实行何种形式上的实践都是在所不惜的。事实上，“历史上为了恶而实行的屠杀不见得有多少，而持有善的救赎的思想大开杀戒的例子则多得一塌糊涂”。不是说“善”比“恶”更为拙劣，而是说纯粹化的善恶分界必然导致对待敌人的残忍。本来世界上也没有原意上的“善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解构了西方人的善恶传统，我们东方人更加没有什么原罪意义上的善恶观了。进入到某一种体系中，全然信仰了那一体系所制造出的善恶分界，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这种事情历史上简直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也没少干就是了。 　　这样看来，“纯粹”这种东西里天生带着某种危险性，在美好外表下包裹着的黑暗之心。这种设定对我来说简直致命，毋宁说我觉得这极为迷人。就像《奔马》里飯昭勋那样的少年，毫无杂质地奔向他眼中的“美”。可这种“美”对别人来说全然是劫难。癫狂本身就连带着牺牲和不屑。 　　所以村上讨厌三岛其人真是再合理不过了，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家。就像理查德·罗蒂对奥威尔和纳博科夫的解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