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开头写道：“本书的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我们现在读到的这篇后记，是由原先的一篇依据多种不完全手稿片断整理而成的文章压缩而来。张新颖指出，“《曲折十七年》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作者从编著这部书到这部书最终出版这十七年的经历，特别是下放阶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沈从文对这几段经历的记述仿佛家信般朴实生动，在此仅抄其中几节，一是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板凳，到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村前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　　　　　　　　　　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即使删去这些细节，单看成书简历，仍旧十分曲折。1949年8月，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预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而其实最主要的工作，是后记从《曲折十七年》中删去的一句，“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1964年春夏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十五年），&总理提出可编撰一部我国的历代服饰史，以作为出国访问的文化赠礼。时任&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沈从文来负责，历史博物馆从美术组调出李之檀、陈大章、范曾协助沈从文展开工作。工作方法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分析比证，各写出千百字说明。“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后记》）本可望于当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动荡已经出现先兆，出版拖延。“&”开始，这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相关负责人受到冲击，出版更是无望。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在手边无书又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1978年，在胡乔木关注下，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关于工作、生活条件，他只提出：一、调王㐨、王亚容做助手；二、有个大些的工作室摊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1979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整理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稿后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从文不同意。后转至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先生撤回书稿。后来由社科院领导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推荐，后者决定从速出版。1981年2月，沈从文访美归国后赴广州校对清样。同年9月，此书正式在香港出版。同年底，台湾出版盗版，因沈从文、郭沫若在台湾属被禁作者，盗印本没有作者姓名，序言亦被删掉。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之后，本书由王㐨执笔增订补正再版。　　两天前正好看到一段资料，可资补充。1992年3月24日的《新民晚报》在黄裳《沈从文的信》中附发沈从文1983年4月致黄的一信：　　　　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起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无什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处，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意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有机会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