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须记住的一个要点是，仅仅通过有限的收入再分配，不太可能在重要方面改变不平等。不妨考虑一下人生的两个根本元素：健康和为子女提供机会的能力。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及其同事，考察了分别生于1920年和1940年的两组人自55岁开始预期寿命的变化，发现最富有的男性预期寿命大约增加了6年，中等收入者大约增加了4年，低收入者增加了2年。可以这样来看这些数字：癌症死亡率降为零或翻倍，意味着不到4年的预期寿命变化。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更大的可能是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压力有关，而非负担医疗服务的能力，特别是鉴于数据来源于年纪较大的人群，这些人一旦年满65岁，都能享受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过去两代人以来，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在教育程度上的差距翻了一倍。收入最低人群的子女上大学的比率从6%增加到了8%，而收入最高人群的子女上大学的比率从40%增加到了73%。 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无疑有许多。但关键因素之一肯定是，与一般普通的穷人家孩子相比，如今一般的富人家孩子得到了6000小时的课外教育，其形式包括听父母读书，被带去参观博物馆，得到某项运动的训练，或其他任何由成年人提供的激励。这一差距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大增加了。 上世纪20年代的两位小说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有过一场著名的论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论战被轶事化地精辟总结为：菲茨杰拉德说，“富人跟你我之辈不一样”；海明威反驳道，“是不一样，他们有更多钱。” 对健康和为子女提供机会能力的研究似乎表明，富人和其他人的差别不只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两样更为根本的东西：健康和机会。 要想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更包容，就必须设计出一系列政策，以解决流向富人的金钱收入比例迅速扩大的问题。但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支持其余人群的举措至少同样重要。 对不平等以及巨额财富的新一轮关注，如果导致人们不再关注民主社会为所有公民提供健康和教育支持的根本任务，那将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