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灵魂及其起源 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自由教育——与最伟大的心智的持续的神交——是一种在形式上最谦虚，更不用说最具人性的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敌人的虚荣的嘈杂、鲁莽、无思(thoughtlessness)、廉价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蕴含在把公认的见解仅仅视作意见，或把一般的意见视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错误的极端的意见（的行为）中的那种大胆。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