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全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他一年前在香港的主题发言中曾说的，乃是“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最严重的危机，正是这一研究本身的无意义感。不仅一般大众对此疏离，甚至学术研究者自身也常抱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即研究古典文学在当下究竟还有何意义？这非仅古典文学如此，按余英时先生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已成了无可附丽的“游魂”。在此情形下治古典文学最易出现的取向便是将它视为一种已死的古董、一种丧失了生命的文献或材料，但这正是张晖所最为反对的。 书中他回忆当年高华先生提醒他“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这句话之所以对他有如当头棒喝，乃在于正契合了他内心对学术的危机感。刘铮在评张晖论著的《境遇与情怀》一文中指出他常着力于“古人生存处境与个人情感之间的互动”，可谓深论。的确，在《无声无光集》的四辑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无论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存在多大的距离感，但给人的始终是一种连续感而非断裂感：他不仅是感前人之所感，在论及师长时更有一种接续学术传统的自觉与关怀在。所谓“寻找意义”，即蕴含有在此似有若无的微茫中使之不绝如缕的努力，而无此“寻找”和“接续”，也就不可能有他一直致力的“重建”。 何以如此？最简明的回答恐怕是：在他看来，古典文学研究须有自我超越的认识，也就是说，古典文学并不只是“古典”，更重要的是“文学”，它所刻画的核心最终乃是不同时代人的处境，而这本身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过时。古典文学有何意义？这就是他的回答。 这一点，在书中文章里随处可见。即便是古代诗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谈元稹、姜夔的诗词，基本上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和名篇，但却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这些诗词曾深深进入我的生命，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将作品的价值和美感表述出来”，这正是因为他本人感受到了这些文字超越性的力量。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张晖来说，这个超越性的诗意世界就存在于古典文学之中，他也因此相信它仍具有永不枯竭的意义。如他的博导陈国球所言，文学自有安顿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知识的掌握，更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物质文化的限制。人对文学的爱好或者体现了人超越自我的追求”，“而我们的教育之所以还需要文学，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 在谈及黄侃、俞平伯、龙榆生、高华等人的文章，明着是谈他们的“境遇与情怀”，深一层看，也是他自述心志。尤其《俞平伯的淑世情怀》一文，他征引俞平伯1921年的一段话：“在钻营贿赂时代，学问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这个幌子便可以‘吹牛’出风头，大抖而特抖了！除掉这么一用之外，学问是什么？问问他们曾经想过吗？”他随后评述俞“只是为学问在教育中的利禄化而深深担忧，而并不是怀疑学问本身”，这实在无异于夫子自道。包括俞平伯对人文知识及其意义的悲观、无力感和危机感，以及龙榆生对“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天真想法，如无进入前人生命的深切感受，是不易体会其中沉痛的。 其能如此，自非偶然。俞平伯、龙榆生都是他自少年时代起就极关注的学人。还在大一时他就来函说“弟搜刮四处，俞平老著作，今仅《论诗词曲传著》（上海古籍，1983）一书无之。其余书信集、散文集已略齐”（1996年5月21日函），不久又花400元买下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1996年10月8日函）并为之编撰年谱。也正因他尽心于此，遂在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中发现俞平伯散佚的词作，寄示吴小如先生后补入《俞平伯全集》，“弟尊崇俞老久矣，今日方得尽了一份心力”（1998年4月16日函）。此后又因整理龙榆生往来书信等，发现陈寅恪佚作，“陈寅恪全集今夏由三联出版，弟提供三诗一函与陈美延，故得先知也”（2000年1月3日函）。发现这些佚作并非易事，也因此吴小如先生当时才“误判”他是青年教师，及知其还在读本科时极感惊讶。而他也并非单纯搜集材料，他不仅是进入了前人的生命，事实上这些前人的精神也进入了他的生命，借用他怀念高华先生的文中所言，“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