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社会中，尤其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际交往中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以及处世说话中的“留有余地”，往往正是通过汉语语言中的句法结构和用词的“模糊”、“灵活”、“言不尽意” [19] 和词义的多变、暗示和“弦外之音”来实现的。正是汉语的这种独特特征塑造了我们历代“知识分子”、“文人”、“君子”以及皇帝和宦官的精神品格，并自然会投射或反映在君臣之间、官员幕僚之间以及文人墨客之间的关系之上，进而影响百姓大众的行为与语言交流行为，以至于型构而成一种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灵活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基体（或言“institutional matrix”——199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即Douglass North——晚年的一个专用术语）。因而，可以断定，汉语的这种语义和语法的多变、含混和灵活性，恰恰型塑了在这种灵活多变、充满玄机的“柔性”人际关系中的各个人的思想、语境、思境、世界观和处世之道。当然，到底是汉语语言内在词语语义和句法结构的这种灵活多变性塑造了传统中国非法理化的社会生活形式特征，还是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本身就蕴涵和型构了汉语的这个典型特征，看来是难能说得清楚的，或者说这里我们还难能理清孰为因，孰为果——因为，这显然又回到维特根斯坦怀疑论式的语言的内在规则和生活形式相互涵衍的人“遵守规则的悖论”问题中去了。但汉语内在语法、句法结构和词义的这种灵活性、多变性、情景性（contextuality）和模糊性，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礼俗社会的生活形式构型（configuration）特征是“同构的”和或者说“配套的”，这却是一个显见的事实。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或猜测到，汉语本身就其基本形态及其生成过程来说反映了一种自由的自然秩序，而拉丁语或印欧语系中的拼音文字则反映了一种逻辑重构的理性秩序。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这一根本的区别对华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致对各自社会中的生活形式的型构，无疑均有一些暗含着的或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西方国家在近现代走向一种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中国却在近代维系了一个充满人治精神的传统礼俗社会，除了文化、历史、政治结构等原因外，汉语显然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至少从这里可以推断，由汉语的这些特征所型塑、引致和支配的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灵活性和模糊性，投射在人世间的生活形式上，就自然会衍生成一种网略基体（network matrix）般的人际关系格局，并伴生着一种以维系自然、和谐、灵活多变为导向的一种社会秩序的自平衡机制。因之，与这种汉语语言特征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既会在传统文化的特征上映射出来，又自然会在现实社会的生活形式构形上昭显出来。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也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譬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为徐通锵（1997）教授的《语言论》所作的“序”中就指出：“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则是思维模式。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永远可以分析下去。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其特色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综合的东西往往具有一些模糊性，中国的语言也不例外”（见徐通锵，1997，序，页4－5）。如果说中国的语言的具有“模糊性”，难道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形式就不同样具有“模糊性”？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难道不正是在整体概念中并在“模糊”而又强韧存在着的“关系”（与他人的“参与”、“牵连”和“纠葛”）中完成和组建出来的？因此，汉语的模糊性和整体联系特征，恰恰构成了华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着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模糊性（不像西方在清晰界定的权利空间中交往而形成的“脉络清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镜像”和“外征”。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达致以下一个认识：自罗马帝国和罗马法传统以来在欧洲社会中逐渐生成一种尊重、保护个人权利且充满法制手段和法治精神的社会经济制序，应该说与西方以拉丁语为共同祖先的均质欧洲语的语言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单从社会的语言特征这样一个维度来思考问题，我们也会发现，在古罗马帝国统辖的旧疆域里的欧洲在近代型构和生发出一种制度化或者说宪制化（constitutionalized）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来没有什么奇怪得了。同样，在一个具有灵活性、模糊性并注重上下文关联和整体思维的汉语语言背景中，我们也自然能理解中国这一传统大帝国能长期维系一种礼俗社会并无力在近现代自发地向一种宪制化的法理社会过渡的文化－语言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