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豆瓣在1911年英国国民保险法案（强制医疗保险）颁布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开展试验的自由，使得消费者可以保护自己不受组织化医药审查的伤害，促进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第一，自由促使医疗消费者组织起来反对医疗行业逼高收费的企图，解除医生对病人担负的医疗保健标准的责任。第二，在1911年之前没有公共部门的垄断者，这促使当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支付医疗费用的办法。 国民保险法案覆盖的1200万人中至少有900万人早已是自愿性病假工资计划（互助会）的成员。 反观我国现阶段的医疗改革，在医改部门里充当专家的不乏迷信国家者如李玲、陈秋霖等人，这些人更倾向于政府管制的办法来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矛盾。 @仙荔枝: 所谓公益性，要求医院不营利，最好看病还不用付钱，天下可有免费的午餐？政府来支持者公益，还不是拿纳税人的钱，等于是别人来为免费看病的人埋单。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 @仙荔枝: 如果要扶贫救困可以有民间慈善来做。不需要政府的二次分配，而且效率低下，肥了官僚。 //@陈秋霖:回复@仙荔枝:不要忘记两个因素：二次分配效应和风险分担效应。这些也是社会体系所必要的。 陈秋霖:回复@仙荔枝:民间慈善或者说三次分配也需要，但是替代不了二次分配，因为具有不确定性，慈善心什么时候发作，怎么确定？ 陈秋霖:回复@仙荔枝:互助会覆盖面多大？解决了大部分医疗保健问题？你看看那段时间英国的健康状况。为什么当时要实施强制保险？为什么1948年还要在二战废墟上建全民医疗服务体系 @仙荔枝回复@陈秋霖: 不知您是否了解英国的互助会（民间自愿的慈善机构）？其历史悠久在18-19世纪解决了国民大部分医疗保健问题。直到1911年英国开始实行强制的国民保险法案，互助会及其他慈善机构才被驱逐消失了 @仙荔枝：因为战后英国工党在国会的势力庞大。在强制保险之前至少有900万人记录注册的是互助会成员。不同的互助会其分部都已出现在各个大小城镇。我有详实的资料可证明。建议你去看看Green D 的著作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http://t.cn/astMgq 这里是中译本 陈秋霖:回复@仙荔枝:谢谢！这本书以前翻过，对于互助性行为和组织，经济学里也有很多研究的。在医疗保险里，互助性保障一直也是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其不稳定性，并没有成为市场的主体，即使是在非工人党派主导的国家福利中，也没有成为主体。所以英国案例不足说明。 像陈秋霖这样的迷信政府权力者，对于为什么政府的二次分配是不可或缺的根本讲不出一个道理来，仅用一个“不确定”的词语作为理由搪塞过去。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迷信政府权力者根本无法想象类似互助会这样的自愿性的自发的社会组织将如何发挥作用。 迷信政府者，过分相信个人理性力量的产物，因而也蔑视任何非理性刻意设计之物，崇拜政府，仰赖政府的管制和权力，这是致命的自负，走向奴役之路。而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个人心智的局限性，对有助于个人创造出远比他们所知者更伟大的成就的非人格的社会过程采取一种谦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