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2年的时候，马克斯·韦伯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为出发点，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这一支配他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进行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发表。经过三年，在1915年，终于发表系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之《儒教与道教》。该书问世超过九十年，由于我国更重视三大社会学“奠基人”中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另外韦伯侧重从“心态”分析社会发展与我国官方的信仰体系相反，使得国人对这位大师的了解远不及卡尔·马克思等思想家。但幸运的是，随着大批英译作品的流入，韦伯的思想也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单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译本来看，除了一些粗制滥造的版本，主要有1987年由于晓、陈维刚等人合译的三联版、2007年由广西师大引进的由康乐、简惠美翻译的远流本以及2010年阎克文先生翻译的版本，众多的译本也为我们了解大师的思想提供了方便。 　　 本文主要参考了广西师大引进的远流本，这个译本初版于1989年，在1995年修订，以德文原著为准并参考了英译本，收入了英、日译文的译注以及德文原著的注释，在一些明显错误处及作者引注的中文典故给出自己的注释。此书的译者为康乐和简惠美，前者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在翻译界一直享有盛名；后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硕士。以下将从正文开始简要地介绍这部作品。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韦伯首先简要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统治阶层的各个侧面，探讨其中有利于及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接着，韦伯对比分析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差别，并得出后者更适合发展理性资本主义；最后，指出道家保守的价值体系，亦无法令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由于消极与保守对比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货币制度 　　 由于没有消费税和动产税、关税极低以及利于消费的粮食政策，中国的租税制度十分有利于城市居民，却牺牲了广大农村。但中国自古却一直重视农业生产，使得货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远差于西方）。 　　 首先，中国的采矿技术与铸币技术一直停留在相当原始的阶段（由于收益很低使得银、黄金的产量不高以及钱币容易伪造且重量差别过大）以及政治的动荡，使得铸币金属存量不稳定，这又导致物价波动极大，以致国家想建立统一预算的货币租税的企图失败，只能保留实物税收；而纸币的发行，由于国家的信用问题（贵金属不够、政府滥发纸币），往往造成全面性通货膨胀。 　　 最后，由于明朝开始长期的出超的结果，确定了银本位的货币经济（虽然每次交易都得称量，纯度也得由银匠测试）。官吏-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利得机会依赖于商业，导致他们与商人一致反对中央政府任何强化财政权，尤其是财政监制监督。这个也是为什么货币量的增大，传统主义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的原因之一。 　　 城市与行会 　　 西方古代城邦（如古希腊）无论多么依赖土地贵族，终究是从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对比拥有过于辽阔的内陆的中国。这种起源的不同大概可以解释中国城市中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争取城市的自治权；没有政治团体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争取自身阶层的权利。城市的自治权甚至不如由氏族管理之下的村落，这也是中央政府行政能力的弱小的体现。 　　 城市里的个人毫无条件地依赖于手工业与商业行会，以致行会控制了所属成员所有的经济事务。即使如此，中国却没出现类似西方的城市经济政策，亦即行会拥有干涉城市事务的特权。正是缺乏这一法律基础，手工业的小资本主义无法发展。 　　 家产制国家 　　 韦伯将秦之前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而秦之后则为家产官僚制（1）。他认为治水的必要性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及其家产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