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论》采用的是索引卡片式的文体，行文简洁、有力，充满自信；《哲学研究》的文风是速写式的，论述中出现了大量问句，从修辞上讲，这些问句包括了设问、反问和疑问，有的是为了继续推导，有的是刺激读者的思考，有的是表明作者的观点。晚年的维特根斯坦显然谨慎了许多，很多时候不愿意下“断言”，更愿意把论据事例放在前台，把论点小心地藏在后面，要知道《逻辑哲学论》里没有举过一个像样的例子！尊维特根斯坦为神的后世学者当然会说，轻盈的哲学写作正是其智慧的体现，而我更认为，这是思想者的慎重之举。“我把这些东西发表出来是心存疑虑的。尽管本书是如此贫乏，这个时代是如此黑暗，给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头脑中带来光明也未尝就不可能是本书的命运——但当然是没有可能的”。这不是哪个智者耍聪明的语言游戏，是真正哲学家的大音希声。 　　探讨《哲学研究》的论述过程，不是这篇小文能胜任的，但仍有必要结合具体问题作简要的提示。 　　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语言游戏说，“语言和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就是“语言游戏”，这里行动的核心是“词的使用”。在之后的补充论述（或者可说成是“换个角度的速写”）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但是一种游戏内部必须服从一定的规则。 　　语言和行动联系最紧密的是“原始语言”，在简单提及单纯的“原始语言”后，维特根斯坦吹响了进军难关的号角。“It”即“这个”，我们怎样指认它们？此处维特根斯坦小心翼翼地撇开了一切心理学上的感觉因素。他首先指出，“这个”是发生在使用中的指点，至于我们觉得模糊和难以捉摸，是因为“词的应用并没有清楚地在我们面前呈现，特别是在我们搞哲学的时候！”。如何使词的应用可以被正确地谈论，维特根斯坦立即抛出了“意指”的概念。“意指”是“缩短的语法范型”，“意指”的意思是在具体场合的使用中被理解的。逻辑研究不是指向“现象”，是指向现象的“可能性”，“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可以称之为对表达形式的一种‘分析’”。两相联系，“意指”是特定的应用的表达形式。 　　在回到哲学问题后，维特根斯坦先提出的是一个反思性的声明：“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我们能够陈述的只是语言的“外部事实”，我们对语言的误解来自对词的使用的不清——“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面对不清晰的语法，“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哲学的身份是“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对比《逻辑哲学论》中关于哲学的阐释“4.112 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可见其中异同。早期维特根斯坦思想还存在形而上学的边界性特征，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已经完全承认了矛盾的无处不在，清晰性的不可获得，哲学研究的目的发生了转变——认识现状，不再误解，矛盾之外，不得而知。相同之处也由此而来，《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把世界的意义放在世界之外，《哲学研究》的维特根斯坦居然把意义留在了虚空，原来他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现在他说所有词的用法都是平凡的。 　　总之，面对不可说的，我们或保持沉默，或发出各种喧嚣，“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 　　维特根斯坦在用了与《逻辑哲学论》差不多篇幅的讨论重新定义哲学后，就致力于指出我们种种误解的原因，即矛盾的真相。真相就是我们没有分清感觉和使用。“词的意义就是它的使用”，当我们说自己理解了某个语句，其内涵是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就“理解”的用法构成了意义。另一个典型的概念就是“意指”——“It”，“这个”“那个”的意指行为固然伴随着注意力指向这样的心理活动，本质上却是和感觉无关的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意指与想的语法是根本不同的。在《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对精神状态的描述——“我想象”“我希望”“我害怕”——存在于语境中，并作为表达式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应用以获得意义，对精神状态的描述在语法上可以被补充和解释，但这些都无关精神状态本身。因为能被我们观察的是感觉印象——表达式，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