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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主“文以明道”，虽与韩说仅一字之差，可所说的道不同。柳宗元是思想家，他对儒学的研究远甚过韩愈，两人对儒学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柳宗元一生遭贬，远离权力中心，他往往以叛逆者的形象发声。柳宗元虽立足于儒学，可他坚守的“大中之道”与韩愈的儒道不是一回事。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适从）；其或切于事（联系实际），则苛峭刻核（苛刻死板）不能从容，卒泥（不通）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把握）。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大中之道）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真谛）。然而常欲立言垂文（著书立说），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bèi）谬（荒谬）。以为僇（lù受辱）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收集），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柳宗元的道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他们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那些离奇的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身处蛮荒，形同囚徒的柳宗元已没法施展他的大中之道，只能著书立说，以文明道了。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的道是以辅助时政、惠及百姓作为根本宗旨的，也就是他说的“利安元元（百姓）为务”，这显然与韩愈说的道不一样。
古文运动从表面看，是以反对骈体文和南朝言之无物的散文而掀起的一股回复秦汉文风的复古运动，而从思想层面看，它其实是一场儒学的复兴运动。到中唐时，经韩愈、柳宗元的倡导，并率先实践和创新，使古文运动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对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为挽救文坛和社会的頽势也曾有人尝试创新古文，可都因不具有这种能力而作罢。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说：“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也已。” 而柳宗元做到了。唐人论文，分文与笔为二事。赵璘《因话录•南部》下说：“韩文公（韩愈）与孟东野（孟郊）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诗），时号孟诗韩笔。”刘禹锡《祭退之文》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是说韩愈能文，刘禹锡善论，韩与刘对阵，无不败北。笔是一种书写绘画的文具。用之书写，记事，亦谓笔。《史记•孔子世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著写的《春秋》是儒家传世的经典，其书写、修改的文字，就是孔子善长文学的徒弟子夏也不能对之有一字的评赞。这里的笔，也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称谓。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无韵之笔的散文，和有韵之文的诗赋，各有其长，运用得当都可载道明道。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对文学样式更是这样。骈体文到唐时已存续了二百多年，其间显然有它的道理。古文质朴，可上古有的古文已经死亡了，并不适宜千篇一律地拿来用。批判继承是常理，可一概否定也是不可取的。《柳集》里除表状外，收文章有350多篇，其中骈文有35篇，占十分之一。其间骈文杂糅，柳文几乎充斥着骈文的影子。柳宗元善长韵文，他对骈体文的态度是可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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