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期并存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的结果。鲁迅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皇帝压迫大臣，大臣压迫属下官员，下层官员压迫百姓，生活在最下层的男人还在家庭中压迫妇女和儿童。这是专制性的一面。而这些专制者对其“上峰”则又带有“奴性”。“在黄金时代没有到来之前，人都有这种特性。”“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坟·灯下漫笔》）鲁迅对这一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萌生的宗法社会形成为等级特权结构筑建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正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又反晨和大大强固了这样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奴性和专制性混发而成的气质就成了中国国民性痼疾中的核心。在这一劣根性之下，又派生出: ——卑怯、懒惰和贪婪。因为一面是奴才，缺乏独立和自主的意识，所以一切事情都得看上峰的颜色行事，从而养成了卑怯和懒惰的性格。于是各自想着鼻子底下一点小小的利益，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也因为另一面又是专制者，具有攫取别人的权力，在卑怯和懒惰的习性之间又养成了贪婪的习性。因此，又派生出一种性格: ——巧滑。这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圆机活法。如对皇帝“不必会做事，只要会磕头”；对对手“压不下去，则捧起来”。在名与利之间，奉行“道士哲学”——既得好名，又无和尚与尼姑的苦修。 瞒和骗。“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因为在这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中，人人都按照自己值得羡慕或者十分可怜的位置一心一意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样极端虚伪的社会实践就不能说真话，因而，以完全相反或倒置的形式出现，这就必然会产生虚伪的瞒和骗。由此，派生出: ——爱面子。面子是装饰瞒和骗这种国民性的华衮，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鲁迅揭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特点:在自己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只要保持了表层的面子就自以为荣耀，至于在面子背后的深层内涵中不管遭受多大的屈辱都是次要的。这实则是一种不要脸的行径。由此，又派生出: ——做戏和无特操。鲁迅认为，中国的做戏者很难有下台的时候。大家本人看作一切事无非都是戏。所谓无特操，就是善于变化，毫无信仰。鲁迅愤怒地揭示: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中庸之道。儒家视之为最高的道德标准。鲁迅通过对“叭儿狗”的形象的描绘，揭示了这种劣根性: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苟活于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之，中庸主义的态度十分有利于中国人敷衍生活下去，因而形成了中国人极爱“中庸”的特点。“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但鲁迅又深刻地指出，从人性的本质来说，中国人是并不中庸的。“中庸”的人生态度是强迫出来的，或者说是为了适应于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需要。 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自轻自贱，欺弱怕强，以幻想的胜利安慰自己，以自欺欺人的心态处世。这种“精神胜利法”集中体现在《阿Q正传》中。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