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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发表“大禹是条虫”的论点。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5]。此一论点受到刘掞藜[6]、胡堇人[7]等人的批评。1940年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的问题。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带地方，他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的。”后来国民政府订于6月6日为工程师节，当天报纸上刊出陈立夫的一篇演说，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6月6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8]。后来陈立夫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 鲁迅与顾颉刚曾在厦门大学同事，但在广州中山大学两人并没有共事，因顾来时鲁迅已离开。两人在厦大时已有很深矛盾。《故事新编·理水》里的“鸟头先生”这个角色，被认为就是影射顾颉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 顾氏又提出推翻信史必须具备的四项标准：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3]顾氏一开疑古之风，学者蜂起跟随，若将疑古学者分类，概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胡秋原则认为钱玄同是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他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氏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的顾氏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为老师的时尚，顾氏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见解只是他的一个瞑想。 余序第一节还照例引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封写自欧洲、未经本人同意而发表的长信，认为傅对顾氏疑古史学方法的推崇“句句都出自肺腑”。实则关于顾、傅关系学者早有不少新论。杜正胜认为傅斯年不同意发表旧信“其中透露的信息应该相当明白”，“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他回国之时，已经不再是‘疑古的傅斯年’了”。而由王汎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发现的题为《戏论》的短篇讽刺小说草稿可知，他“针对《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嘲讽之所能事”。在中山大学，傅斯年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被王汎森称为“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30年代在北平，傅斯年写出《史学方法导论》，推许王国维、陈寅恪、钱大昕、吴大澂等范例，就连非主流的钱穆也已看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而傅斯年也亲口告诉钱穆说，顾颉刚是“中年失节”。 余先生评顾颉刚：“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是疑古的出现使在欧洲学习西洋理工的傅斯年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旨趣。顾颉刚从文献上疑古，傅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的考古学发掘；顾颉刚质疑古史年代“茫昧无稽”，傅则写出《夷夏东西说》，转由空间方面予以重建；顾颉刚要彻底毁灭传统史学，傅则给史学加上“史料学”的形式予以保存。这期间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恰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和申包胥，伍子胥曰“我必覆楚”，而申包胥曰“我必存之”！ 和没有参加五四却对五四念念不忘的顾颉刚形成反差，傅斯年参加了五四却因“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而“从来不曾谈过五四”。直到54岁突发脑溢血去世，傅斯年对顾颉刚只有“迁怒”，并未对疑古说予以正面批评，大概亦同此心。 在顾氏一面，余先生举出文革期间顾颉刚“居然敢读‘战犯’的旧作”一例，用以说明顾氏的情谊，也不易成立。因为顾氏有博览的习惯和嗜好，文革中他不仅敢看“战犯”傅斯年的旧作，而且也看了胡适的《论学近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文存》、《留学日记》，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直到他去世的前二年，还在翻看《说儒》、《诸子系年考辨》，并且翻看了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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