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1905-1988），祖籍浙江慈溪，生于北京，1928年毕业地北京大学国文系。1926年追随国学大师黄季刚先生，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等传统语言文字学。曾任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等校教授。自1947年直至逝世，为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导师，第一、二届&学位季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他对古代文献和文字、声韵、训诂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精通《说文》学。他一生专注于传统训诂学的传授与教育，是中国训诂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重要的继承人。《说文》说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首先解释字义，其次分析字形结构，然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引经作为书证，用“读若”标音，等等。对于部首，都要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这样一句话，而对于部首所辖的字都要标明“从某”来呼应。“从”表示在形体上和意义上的从属关系。因为《说文》只解释字的本义，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列举一个义项，如果有必要说明另外的意义，则用“一曰”表示。大致说来，说解的次序是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然后用说明形声字声旁及譬况读音的方法说明字音。《说文》的释义方式，或者用词释词，或者用短语释词。用词释词，在训诂学上称作单字相训，又称直训。以上直训可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甲词释为乙词，而乙词不采用直训方式进行解释。第二种类型是甲词释为乙词，而乙词又释为甲词，这在训诂学上称作互训。第三种类型是甲词、乙词、丙词同释为丁词，这在训诂学上释作同训。第四种类型是甲词释为乙词、乙词释为丁词，丁词又释为甲词，这在训诂学上称作递训。以词释词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尤其是在沟通古今语言、对译通语方言方面更是其他释义方式所不能企及的。《说文》的用意在于把方言译成通语。直训的释义方式重在以易释难、以今释古、以通释别，系联了相互训释的各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展示了被释词所属的义类。直训的缺点是，对词义缺乏细致的分析，未能揭示出词的内涵和外延，对同义词只求其同，不求其异，不能使人了解到同义词之间的区别。用短语释词，或用一句话、几句话来阐明词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作出阐述或定义，古人把这种训释词义的方式叫下义界。《说文》给词下义界，简明扼要，准确生动，具备了现代字典的特点。《说文》对于数目、度量衡、亲属称谓的解释和今天的解释毫无二致，这是因为古今的认识一致。对于其他事物，例如对于动物、植物、昆虫等等，许慎尽管缺乏现代的学科知识，但是也能够从生活经验出发指出被释词的属别。比如“蚤”是一种昆虫，“雀”是一种鸟，许慎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分别释为“跄人跳虫”和“依人小鸟”。在《说文》中经常采用这种类别式的下定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大类名的前面加上适当的限制或修饰成分。这种界说，一方面能够表现词的特点，另一方面还能够把这个词和邻近词区别开来。类别式的义界在《说文》中占很大比例。有些形容词没有适当的同义词不好互训，但是有相应的反义词，所以往往用否定语作注解。如“假”为“非真也”，“旱”释为“不雨也”。这样做既省事又明白。《说文》有时对词进行描写、比况式的说解。在《说文》中，对于实物、对于行为或状态，都可以描写或比况，至于对于历史和地理的叙述，也是一种描写，如释“馆”时叙述《周礼》，释“河”时叙述黄河的发源和流向。王力先生把《说文》用下义界说解字义的方概括为五种，即：天然定义、属中求别、由反知正、描写、譬况。（《理想的字典》，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35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从释词方式着眼，有直训和义界之分；从释词目的着眼，有义训和声训之分。如果释词的目的在于说明词的含义，这是义训。如果释词的目的在于说明词义的来源，即选用与被训释词音近义通的同源字来作训释词或主训词，这就是声训。义训可以选择直训和义界方式，如上文所述，声训也可以选择直训和义界方式。以上情况是用训释词说明被释词的语源，前人称之为推因。还有一种情况，是用短语或一两句话来说解被释词，并在说解中指明被释词汇的语源。如“韩”释为“井垣也”，这是解释词义，而说解中的“垣”字与被释词“韩”在古音中既双声又叠韵（同属迎母元部），意义也相通，所以实际上许慎是以“垣”释“韩”的语源。我们把下义界时对被释词进行声训的训释字称作主训词。读《说文》的说解要特别留心找出主训词。有主训词而轻易放过，只能算读懂了说解的皮毛；找出了主训词，才算懂得了说解的精髓。主训词都有实义，大都处于说解中的关键位置，只要从音义两方面去和被释词比较，并不难找到。拿上述例子来说，“斐”释为“分别文”，“文”是主训词。“娶”释为“取妇也”，“取”是主训词。“潮”释为“水朝宗于海”，“朝”是主训词。“婢”释为“女之卑者也”，“卑”是主训词。这些主训词自然贴切地指明了被释词的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