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在世界史的角度下审视中国近代史的选择：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这些方案*后都挫败，于是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开创了近代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得失，以及现代化的必然性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也被视为一本罕见的能够经世致用、指导行动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