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增加总图毕竟只在关键年代，也是在历史资料比较丰富的年代，至于复原一个朝代内部政区变迁全过程，亦即以年度为标尺复原每一年的政区面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当时还是没有把握的。20世纪70年代末，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再度受到重视，使研究表面上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纯学术课题得到施展的机会。在这种学术环境下，研究者经过逐步的探索，发现复原西汉一代郡级政区逐年的变化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发现是将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的结果，起初的研究只是一个王子侯国，随后及于一个诸侯王国，接着是所有诸侯王国，而后才及于整个西汉的所有政区。这种探索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原始史料的不足，如《汉书》中简单的一句“削两县”的记载，使人无法知道所削究竟是哪两县，又位于何处，于是也就无法复原削县前的王国封域，这样一来，就谈不上复原政区变迁的全过程了。所以在起初，研究者根本没有把复原西汉一代政区变迁全过程悬为鹄的，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才发现如果方法运用得当，是可以将上述“削两县”一类的谜破解出来的，所以如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在这里是用不上的。这种逐步研究的成果体现为《西汉政区地理》一书，这实际上是有同一思路的导师与研究生两代人的共同创造（参见《西汉政区地理》序）。　　这样的研究因为与过去的通代的研究在深度方面有所不同，所以称之为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就如同于历史学中通史与断代史的区别一样。当然西汉政区地理研究的完成，并不表明任何朝代都有可能取得同等的研究成果，例如北朝时期的政区变迁过程也是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有关资料比西汉一代更为缺乏。而且就西汉而言，所解决的主要是郡级政区问题，县级政区的变迁限于传世史料的不足，不能复原其全貌，只能有赖今后考古发现的补充，局部地予以复原（如相当数量封泥的发现与张家山汉简等简牍的出土，使秦县与汉初属县大体可以弄清）。而唐代以后，由于政区变迁资料的相对丰富，又使得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有可能取得比西汉更详尽的成果。要之，我们大体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断代政区地理研究的阶段已经开始，除《西汉政区地理》以外，《明代总督巡抚辖区研究》、《东汉政区地理》也都是同类的成果。而从2008年开始分卷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则是企图将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扩展到所有的朝代。　　……雷纳：好吧，我们就绝对客观。我们的父亲，怎么说呢，他是德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他和他在总参谋部的同僚策划了采取哪些措施来消灭那些劣等人。他为德国人创造了生存空间，从乌克兰拿回小麦，罗马尼亚拿回石油，波兰拿回煤炭。对他来说，战争就是用彩色别针在地图上玩一场游戏。北方摆几个师，南方摆几个师，飞机在左边，坦克在右边。胜利等于是在生意场上赚上一笔。布丽吉特：冷嘲热讽对你没什么好处。他是你父亲。我至今还记得他让你坐在他膝上，给你读书，或在花园里陪你踢足球，要不就是你累了，他拉着你的手散步。他是你父亲，你的榜样和英雄。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你也不想知道。你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看到崩溃前的最后几个月。你不知道空袭轰炸，不知道从俄国人那里的逃亡，不知道父亲被捕后我们的惊恐。随后就是他被判刑。我们的邻居，所有那些好朋友，突然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反纳粹者。M先生，那头猪，仍然住在附近他那所“雅利安化”的别墅里。可在审讯中，他却出庭作证，陷害父亲。父亲在@中待了四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几百万人情绪高昂地投入了战争，成千上万人参与了迫害犹太人，而且从中受益。父亲始终洁身自好。他没有从没收的犹太人财产中拿过一件东西。我们的住房，是他自己掏钱买下的。他与党卫军没有任何瓜葛，与集中营或屠杀妇女儿童也不沾边儿。他是一名军人，而不是罪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议论他。雷纳：他并不是单纯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或者是我的父亲，或者是罪犯。他二者都是。我受不了他，就是因为这个。他怎么能一边同我玩球，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的一生中，同时还在玩着多少其他把戏？将军、父亲、丈夫，最后是银行董事，他的最后一个体面职位。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不要麻烦他。后来，我上学了，哪次成绩不好时，母亲都不准我告诉他，免得他心烦。再后来，我参加了学生运动，我还是不得吵他。我永远得照顾他，不能拿我的问题、我的事情来麻烦他，只准给他带来欢乐——做一个快活、辛碣的小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