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它究竟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难道它在耍我们？信念与怀疑夹杂，流诸笔端，就使得《中国男》这本书少了“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从容大气，而显得逼仄怪异。 　　余世存写此书之旨，显然不在于其腰封广告语所迫问的：“中国男人，你是哪种中国男？”而在于为今之中国男树立一种标杆、提供一种尺度。然而时移势易，书中的“近现代四十一位‘非常人’”，其遭遇与行止，如今仅存文本意义；他们之于今天的中国男人，或不可法，或不需法，或不足法；而余氏枉抛心力，恐怕只会落得个“我本将心讬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账。 　　究其因，倒不是今天的中国男人“朽木不可雕也”，更可能是余氏立意太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其“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朱大可序文中语）因为开错药方，而成了无的放矢。正如朱序所说，余氏在此书中“植入”的各种“价值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其实朱大可还算客气了，岂止是“有时”啊？ 　　朱序提到，近年来的“民族记忆修复运动”大体有“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不论是否有这个所谓“运动”，“纠史”和“释义”应该都是史家的份内事。但诚如朱序所指出的，余氏此书“《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这就颇为趣怪了。史料的出处尚且未经考据，则其“背后”将存焉？ 　　试举一例，余书“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一节，讲到： 　　“当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拟拆除紫禁城三大殿 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时，吴佩孚通电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 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当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似乎国会议员们是如此地委琐不堪，而吴玉帅又是如此地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其实呢？相关史料并不难找，余世存却视而不见： 　　1912年初，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场地狭小，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并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Albin J. Stark）进行故宫三殿改造设计。 　　时吴佩孚驻节洛阳，听闻此事，于5月20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表示反对。电文如下：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