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是一部书法技巧论著，全书共有两卷。《书谱》的墨迹至今犹存， 唐孙过庭书谱墨迹 文末有“今撰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功用，名曰《书谱》”等语，因此引起历代学者对《书谱》的不同看法。或以为另有正文，此仅序言，故题作《书谱序》者；或以为此即正文，分裱两卷，故题作《书谱》卷上、卷下者。近人朱建新所著《孙过庭书谱笺证》认为：《书谱》应是全文，唯屡经装裱，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字失去，故多杂议，而除此以外，尚未有其他的篇幅发现。 《书谱》一书概括了篆、隶、今草、章草等多种书体的基本特点，及其具体要求：“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并揭示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认为学习楷、草也应从其它各体中吸取营养，以致“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其次，以“执、使、转、用”四字概述了书法技巧原理上的核心问题：“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所谓执，即执笔，有执得深、浅、长短之分；所谓使，即运笔，有左、右、提、按之类。所谓转，即运笔中的萦纡回绕，曲折呼应；所谓用，即用点画来结字，有向背相让等。揭示了书法入门的要领。再者，分析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等和谐与变化、守法与创新的关系，又提出了“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凛”与“温”相济，“鼓”与“和”互补，以取得刚柔结合，枯润并举的艺术效果。凡此种种，都充满了艺术辩证法。《书谱》还提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以及“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过程，道出了学习书法“由平至险，再由险至平”的三个阶段。此外，孙过庭认识到：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故撰是书，“窥其根源，析其枝派”。于运笔之道详加阐述，因此，后人亦有称之为“运笔论”的。可见，此书也是一部关于书法技巧理论的专著。 此书不仅是著名的书学论著，而且也是一部法度严谨，气势飞动的草体书法范本。其书法继二王，俊拔刚断，宋元以后，学书者奉为圭臬。论者以为优人晋人之室，唐贤遗墨，罕与伦比。[1]《书谱》墨迹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宋代薛绍彭《秘阁续帖》、《太清楼》，明代文征明，以及清代安歧、《三希堂》等均有摹刻本。 南宋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属江西）人。撰有《续书谱》一卷，分述正、草二体的具体书写方法，凡二十条，分论书体、用笔、用墨、临摹、章法、气韵等， ，对书法艺术不乏精辟之见，如《用笔》中以“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等形象的比喻，为历代学者所重。论“情性”的“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和述“血脉”之 创“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等观点，亦可供参考。 传世有《百川学海》本、《书苑》本、《说 较郛》本及多种石刻本。通行者有上海古籍 的出版社朱建新《笺证》本，上海书画出版社马国权《译注》本和《历代书法论文选》本等。此外，近来更有多种《书谱》墨迹单行本间世。 宋薛绍彭有刻本，可补今墨迹本所缺之文。 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 《书谱》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奠定了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提到反对写字如同绘画“巧涉丹青功亏翰墨”，认为书法审美观念要“趋变适时”，所谓“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反对把书法当作秘诀，择人而授的保守态度，认为楷书和草书要融合交汇“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