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没有领导慰问，没有媒体专题。官方讣告来自他生前任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已多年未参与所里的正式活动。2008年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先生安详地告别了人世。 　　 　　瞿先生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开创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至今仍是该领域学人的必读著作。先生早在1940年代便蜚声中西学界。晚年他恬淡安详、与世无争，过着“大隐隐于市”的生活。 　　 　　从中青年的才华惊艳，到晚年的宁静淡泊，瞿先生的后半生低调而神秘。一方面他的名字和著作不断为学人重温，另一方面各类媒体和公开场合几乎从未出现他的影迹。难怪1999年台湾学者林端造访北京时，会惊愕于瞿先生仍然健在的消息；而拜访瞿先生之后，又会以瞿先生治学一生之沉浮荣辱，论证学者与社会文化背景之联系。 　　 　　平心而论，瞿先生并不是西人所谓的传奇学者。他不是体制内或学术圈的宗师或学阀，没有一长串的行政、社会和学术头衔；他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毕生只有4本书和几篇论文，其中有两本他自认学术价值“不高”，一直不情愿再版；他经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主要学术成果却主要完成在52岁之前；他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却多半因为这个原因缺少同道，也没有嫡传弟子，他的几代仰慕者几乎都是从著作中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瞿先生虽然家学渊源，名师良友甚多，但他的性格未免太过于平和温顺，并没有太多奇闻佚事、壮怀激烈供后人评头论足或者缅怀。 　　 　　那么，对于大众，对于广义的文化人，瞿同祖这个陌生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悼念瞿先生，其意义又是什么？ 　　 　　或许，瞿先生百年人生的浮沉荣辱本身就值得我们低回潜思。在这个资讯爆炸、学术重建的年代，借着悼念和回顾瞿先生，我们得以借机重温和反思这一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历史，从而让我们的视野从当下回溯过去而理解当下，从过去出发而展望未来。经由先生的人生轨迹，我们得以探求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揣度学者在纷繁世局中如何保持学人本分，思考何谓优秀学者的标准。 　　 　　瞿同祖先生1910年生于长沙的翰林世家，从小得到曾任清廷军机大臣的祖父瞿鸿禨先生的童蒙，并在叔父瞿宣颖指导下训读经史。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入北平燕京大学就读，主修社会学，选修历史学。其时燕大社会学系集中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吴文藻先生和燕大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瞿先生1934年进入燕大研究生院，专攻社会史学，并于1936年获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由陶希圣作序，次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不愿做顺民的瞿先生只身南下。1938年他转往内地重庆，第二年又来到昆明, 开始在云南大学执教，并在西南联大授课。授课之余瞿先生尽可能搜集中国法制史资料,“伏案写读, 敌机不时来袭, 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 时作时辍, 倍平日之力, 始得竟其功”，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被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五种，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以社会学视野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得到中西学界的极高评价，被誉为中国法律史的最佳著作。 　　 　　1949年瞿先生远赴北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英译本和英文版的《清代地方政府》等著作，赢得西方学界的高度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