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约言》1卷7篇。即总论2篇∶答客问书法1篇，论作字之始1篇，论楷书、行书、草书3篇。在这部著作中，宋曹集中阐述了他的书法理论。他认为书法的笔意贵淡雅，不贵艳丽；贵流畅，不贵紧结；贵含蓄，不贵显露；贵自然，不贵做作。说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关于临写，他主张初写字不必多费纸墨临摹，应取古拓善本，仔细玩赏，对之加以熟悉，进而须背帖而求之；要边学边思，反复进行，成竹在胸，然后举笔为之。论草书，他说张旭喜肥，怀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认为写草书时用侧锋，则能产生神奇。作行草书须以劲利取势，以灵转取致。说草书无定，须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悟生后能自我作古，也能产生自己的方法和面貌。 [1] 《书法约言》分为“总论”，“答客问书法”，“论作字之始”和“论楷书”、“论行书”、“论草书”四部分。“总论”先由“学书之法”人手，阐述心、腕、手三者在“用笔”时的作用，云：“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又分析古今下笔之异同：“古人下笔有由，从不虚发；今人好袅偏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顾颠错，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又安望其升晋，魏之堂乎！”并具体介绍了“运笔”的“起止、缓急、虚实、轻重、映带、回环、转折、偏正、藏露、神形”等，且总结指出：“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关于“执笔”，作者以为“真书握法，近笔头寸。行书宽纵，执宜稍远，可离二寸。草书流逸，执宜更远，可离三寸”，“笔在指端，掌虚空卵，要知把握，亦无定法。熟则巧生，又须拙多于巧，而后真巧生焉”。关于“笔意”，需要“学而思，思而学……再学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纵书以扩其量”，“心中若有成局，然后举笔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总在执笔有法，运笔得宜”。又形象地描绘楷法、草书等创作方法，以及介绍了“能速而速，故以取神；应迟不迟，反觉失势”等心得体会。作者所论均十分扼要，，不作虚浮之词。“答客问书法”则采用问答的形式，对“执、使、转、用”和“淹留劲疾”等法，以及对作书过程中的“状如算子，大小齐平”，“体用兼收，脱化无我”，“蹇钝滑突”、“巨石当路，枯槎架险”，“秋蛇缠物，春林落蕊”等利弊得失，一一详加阐述，发挥了《笔阵图》和《书谱》等要点。“论作字之始”概述书体发展流变之迹，以明其源流。此章取诸陈言，别无创新。“论楷书”、“论行书”和“论草书”等三篇则都谈得比较具体。如：作楷“须令字内问架明称，得其字形，再会以法，自然合度”，关键在于“笔笔着力，字字异形，行行殊致，极其自然，乃为有法”，然后“习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行书“要布置、要神采”之？双要“，指出“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所谓“行书”，即“真书之少纵略”，且如“云行水流，铱纤问出，非真非 为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而“草书”则“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批评“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属十数字而不断，萦结如游丝一片，乃不善学者之大弊也”。总之，作者关于“真、行、草”三体之论，皆切实精到，富有特色，且足以为后世之法。[1] 3版本 编辑 传世有《昭代丛书》本、《美术丛书》本和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历代书**文选》本等。[1]

《书法约言》，一卷。彬臣夙以能书称，是编首为总论两篇，不作浮词，至为扼要；次为答客问书法一篇，发挥《笔阵图》及过庭《书谱》所言书法之意，设为问答以明之；又次论作字之始一篇，略叙书体变迁之迹，别无论议；最末论楷书、行书、草书三篇，切实精到，足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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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反魏忠贤序幕的不是久经沙场的朝官，而是一位初入官场的“牛犊”。　　天启二年（1622），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目标直指傀儡皇上和傀儡的幕后操纵者魏忠贤。振聋发聩，令以忠义自许的东林党人汗颜。　　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有了这番“试水”效应，东林党人跃跃欲试了。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上了有名的《劾魏忠贤疏》，对魏忠贤进行了愤怒的弹劾。他开门见山地指出，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　　接着，他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在内宫方面，杨涟列举客、魏罪行，如后妃不育、裕妃之死、王安被害等等；在朝政方面，杨涟弹劾魏忠贤破坏明代祖法，肆意擅权，排斥异己，滥封滥赏，伤财害民，等等。　　奏疏最后指出：“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将客氏驱逐出宫。　　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尽管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京城百姓“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朝廷内外的正直大臣，奏疏一出，举朝响应，短短两天，弹劾魏忠贤的疏奏不下百余份。由于魏忠贤控制了熹宗，所有奏疏，熹宗都不能过目。魏忠贤见有如雪片似的奏疏，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决心进行报复。　　首先受到惩办的是工部郎中万燝。因为他弹劾了魏忠贤，熹宗不问是非就降旨：“杖一百，斥为民。”有了圣旨，魏忠贤的爪牙们把万燝打得死去活来，有的太监还用铁锥在他身上乱戳，四日后，万燝死去。　　天启四年十月初一，皇帝行祭天大礼时魏广微迟到，被魏大中、李应升弹劾。魏忠贤非常生气，说动皇帝把东林党首领高攀龙、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革职。此后，内阁院部几乎全部被魏忠贤亲信控制，魏忠贤磨刀霍霍，终于可以大开杀戒了。　　为了斩草除根，魏忠贤启动了所谓的“熊廷弼案”。　原来，天启二年时，明军与后金作战，丧军六万人，经略熊廷弼被下狱，判斩首。熊廷弼想托汪文言用四万银子贿赂掌权的东林党人以求缓刑，但没实行。此时，阉党就用酷刑逼汪文言诬供，说杨涟受贿，汪文言活活被打死，临死大叫：“哪有受贿的杨大洪(杨涟)啊！”　　但是，阉党捏造口供，逮捕了大批的东林党人，如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等，关在锦衣卫的@里，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假借皇帝名义，“五日一追比”。所谓“追比”，即用大刑逼他们退赃。实际上六十天就“追比”了二十四次。第一次“追比”后，“诸人裳上浓血如染，狱卒挟持才能移步”；第二次则“股肉俱腐”；第五次，“杨公大号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第六次，“杨、左伏地若死人”。先后有六人因酷刑@，史称“东林六君子”。　　接着，魏忠贤开列黑名单，用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东林党人榜》，上榜的有三百多人，按名搜捕还健在的东林党人。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假借圣旨，逮捕了东林党又一批主要人物：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高攀龙七人。除高攀龙以“大臣受辱则辱国”，拒赴诏狱，当晚投池水自尽外，其他六人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史称“东林七君子”。　　从个人崇拜到@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