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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氏《西周史》与杨宽先生同名著作不同，着眼在社会史与文化史，长于从宏观视野分析时势的演变推移。许先生自言本书综合文献、考古、金文三类资料考察“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即从西周的历史发展观察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逐渐形成过程。而其所采，传世文献以《诗经》居多，金文以白川静《金文通释》《补释》为主，考古材料由于著书较早，限于80年代以前，故许氏嘱托李峰先生作题跋附于书后，补充本书初版后30余年的考古新发展，并点出其价值。令人诟病之处在编辑校对太差，引用金文出现空格失字已成常态，行文中错字也时常出现，举例，除“吾从厨”的笑话以外，185页，“赤巿”印错为“赤市”，315页“五祀卫鼎”印成“王祀卫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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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说：“今修通史，旨在独裁”，相比于那些述而不作、以铺陈史实为要、以策锋、计簿、相斫为主要内容的僵化通史写作，我更喜欢这种充满各种深度论证、凝聚个人思考结晶的史论，而本书也无疑是近几年对我启发最大的一部历史专著。王先生论史，以描述演进轨迹为经，以揭示不同特征为纬，用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等新材料论史，援引诸多先贤如吕思勉、钱穆等人的观点互校，有继承，有检讨，有反拨，更引入不少西方理论如韦伯的很多观点（对政治权威的“卡里斯玛崇拜”即是从韦伯的观点引申开去），为我们提供更多思考的维度，虽不能说完全“成一家一言”，却也常有新论与奇论。尤其是将经济史从政治史、事件史的点缀中解放出来，中国农业的产权性质及演化、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等专述尤为好看，后编与续编稍逊，且有不少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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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先秦史，更不懂考古学，只觉得本书很多观点都有洗刷旧思维的功效。读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我们面对宏伟的宫殿、王陵和城址，看到精美丰富的器物时，应当想到这些精致的文明成果乃是“无数的手工作坊和无数工人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结晶”，意识到其背后存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有效管理和存在区域差别的经济环境以及严酷的国家间或政治体间的竞争”。这才是真正的“透物见人”：“毫无疑问它是伟大艺术，同样它也是以人类最大的代价换来的”。历史学的“温情与敬意”应当献给人类文明发展更替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如果透过一座帝王陵墓看到的是某位暴君“也有文艺和温柔的一面”，“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温度的帝王”，那么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可以扫进垃圾堆了，我们只需要颂圣学（当然，这一取态是根本不必要拿出来跟张先生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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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品位与职位》，提出的“品位结构”概念和“制度史观”的雏形分别下启《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和《波峰与波谷》，体现了阎师从“品位—职位”等“技术原理”出发的思考。用上述概念来说的话，本书上编主要就是叙述了“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升级过程中“品位结构”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到“官本位”的变迁。下编同样精彩，以禄秩的纵横向扩张带来的“士—吏”、“吏—宦”关系的变化描绘了“爵—秩”体制的生成与演变，新修订加入的“品位—编任”结构也很好地统摄了横向扩张过程里“吏—宦”、“职—散”等概念。对二元分析框架、概念的设定和使用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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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老师1999年出版的关于泉州的研究论著《逝去的繁荣》一书的最新再版。尽管泉州一直以商业贸易中心城市著称，但在这本书里，王铭铭老师的视野并没有局限在商业文化史层面，而是借助于泉州千年以来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详细考察政治权力与泉州的商业文化、民俗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碰撞。本书也不只是记录了泉州的城市文化发展史，还通过对于泉州历史转型的分析，对包括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和克拉克的区域网络史分析在内的重要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辨析与修正。无论是对于泉州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对于城市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爱好者来说，本书都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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