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一书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从元代一直跨越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但全部集中研究一个固定地点：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有宏观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效果，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然又能提供地方史所特有的民俗民风资料。其实，作者之所以选择麻城，就是因为该地向有群体暴力的名声，属于“民风刁蛮”一类。翻看书中提供的地图，则颇了然：麻城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在大别山南。经济文化的长期滞后，与政治统治中心的疏离难免孕育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地方文化和反抗意识。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Rowe 提出了与前人较为概括的论点不同的见解。例如，萧公权的巨著《乡村中国：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对保甲制度的论述基本上强调其镇压和控制的一面，但《红雨》中却指出，保甲制度下的麻城地方领袖人物还是受敬重的。孔飞力在其名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反抗极其敌人：军事化和社会结构》中重点讨论清末的以团练为标志的乡村军事化，但《红雨》中的麻城则早在明末就出现了军事化地方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