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擅画山水、人物、牛，他勇于创新，为现代中国画坛上倍受推崇的大家，在现代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工书法，尤其是晚年书法受到人们追捧。沈鹏先生在《李可染书画全集·书法卷·序》中说：“书法既是李可染的余事，也是他的全部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说余事，因为书法只占用他从事绘画以外的较少时间，并且与绘画的数量比较占据次位。但是，从书画理法相同的意义来说，从笔法与结构的最抽象的原则来说，书法就不仅不是余事，而是可染艺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了。”李可染先生擅书法，又喜搜书帖，尤爱魏碑，他书法早年学王羲之、赵孟頫、石涛诸帖，深得精髓，融会贯通，与早年绘画一样入古出新，脱化而出。其上世纪40年代的书法，独幅作品已极少见，从大多题画书法看，大都用笔灵活多变，气韵生动，意趣酣畅，体势跌宕，与晚年书法的沉重凝练不同。李可染先生曾说：“字体削瘦容易，丰厚难。就像人的肢体，要有骨力、有弹性、苍而润。瘦笔只见骨头，比较容易，若在丰厚之中见出筋力就好了。丰厚比瘦削好，传世多颜字是有道理的，颜字有庙堂之气。”以后，他的书风有了突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轻灵优美变为沉实厚重了。从传世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他在70年代末期已达到高峰。代表作有《峰高无坦途》（1978年作）、《痴思长绳系日》（1979年作）等，明显具有一种成熟的自我风格。到了上世纪80年代渐趋凝重厚拙，点画圆浑与方断兼之，线条极富立体感。其风格以《师牛堂》（1985年作）、《为祖国河山立传》（1986年作）、《废画三千》（1986年作）、《东方既白》（1989年作）、《所要者魂》（1986年作）等为代表。其中一幅《东方既白》书轴，堪为楷范。该作品为纸本，纵103．2厘米，宽34．2厘米。其款为：“1989年岁次己已秋九月上浣（按：上旬）。李可染于师牛堂。”按“1989年”为作者83岁时所书。款右下方钤有白文方印“白发学童”、朱文圆印“李”、白文方印“可染”。这幅作品是画家晚年典型书风之作，其中“东方既白”4个大字中的“既”字左正右斜，左平右险，“东”字左撇的墨韵干辣，右捺的墨味腴润，均颇为适度而具有美感。“白”字“曰”的右下的开而不收，“既”字的“艮”部的左上部“开口”等，都十分微妙而别有意趣。这种笔法圆厚重实，既不显得沉重呆板，又丰厚之中见筋力。其结体意方而用圆，字势开张大气。其点画圆劲，用墨酣饱，时有飞白、颤笔，行笔如锥划沙，具有动感，有篆隶之意。通篇给人以沉稳坚定、宽博大度、严肃雄健之感——是李氏晚年代表作品之一。李可染[4]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即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他又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李可染对写意人物画曾下过很多功夫，下笔疾速，动态微妙，形象夸张但不丑化，朴质却不古拙，富于诙谐、机智特色和生活情趣，齐白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可染还是画牛高手。他喜欢牛的强劲、勤劳和埋头苦干，画室取名师牛堂。多年来画了大量牧牛图。李可染善书法，喜搜求书帖，尤爱北碑。他的书法，得益于黄道周，亦得益于他的绘画修养。重结体的建筑性与神韵，态静而多姿致，刚劲、苍秀又温绚朴厚。他为许多著作题签，布局构图必经营再三，落笔即极具妙趣。李可染从1943年开始从事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工作，后来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画界变革的呼声日高，提倡新国画。于是1954年后他以造化为师，屡下江南，探索“光”与“墨”的变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可以以“黑”、“满”、“崛”、“涩”来概括其艺术内涵，为水墨世界开创出新的格局。李可染有扎实的素描功底，他的作品让人感受到了屹立千年的中国山水。一种范宽式的饱满构图，山势迎面而来，瀑布浓缩为一条白色的裂隙，用沉涩的笔调一寸一寸地刻画出来，绵绵密密地深入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纸上，表现出最大最丰富的内容。李可染的水墨画一扫逸笔优雅的文人积习，尤其是那以悲沉的黑色形成的基本色调，深深地抓住了人们的视觉。而在这悲怆旋律的制约下，画中即使偶有淡淡的幽雅，也会被这“黑色世界”造成的凄迷的基调所吸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