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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很好的评论,共同思考! 【社交时代,我们不是用户,而是产品。】 在这个完全透明的世界,我们无处不在也无处可寻,绝对的不真实就是真实的存在,而彻头彻尾的虚假也是完完全全的真实。这就是我看到的二十一世纪网络生活中最真实的不真实画面。但不同的是,与其说今天的社交媒体把我们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的数字砥柱之间联合起来,倒不如说它实际上将人性分裂,以至我们总是存在于自身之外,无法专注于此时此地,拘泥于自己的肖像,并且总是曝露我们的当前位置,我们的隐私成为一个集体网络的功利主义专制的牺牲品。但其中关于当今生活中潜移默化的自我肖像化及其悲剧后果并无任何虚构——社交网络世界里隐私和独处的消亡。狄更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同时代很多功利主义的批评家都认为,幸福不是对我们的食欲和愿望做简单的算术。幸福的核心是难以量化的可独处于社会的权利——一种让我们能够作为人类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权利。“隐私不仅在生活和权利享受上是必要的,在最宽泛和深邃的意义上,在追求幸福上也是必要的。我们人类不只是社会的生物,我们也是私有的生物。”对今天的数字功利主义态度最明确的批评家之一尼古拉斯·卡尔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未分享的东西与我们已分享的东西同样重要。”这本书是对激进的分享、公开、个人透明度、大范围曝露主义以及我们网络化时代另一个正统的乌托邦式社群社会的驳斥。但这本书远不止是一次反社交宣言,它也是一次对为什么隐私和独居使我们人类幸福这个命题的探讨。边沁以为,圆形监狱的连接技术可以把我们连在一起,方式就是把我们分开。他认为,把我们转变为彻头彻尾的透明展览品对社会和个人来说可能都算得上是好事,因为我们越是想象自己正被监视,我们就越会变得高效和遵守纪律。因此,个人和整体都能从这个自我肖像的网络中获益。我们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将这个假定的社会概念带入其最为冷酷的反社会论调中如此描绘着,“理想的完美”会要求每个人——从连接起来的囚犯到连接起来的劳动者,到连接起来的学龄儿童,再到连接起来的居民——每时每刻都能被监视。智能互联时代并不是那么聪明,而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当今数字网络的众目睽睽之下“赤裸相见式”的做真实的自我并不一定能打破传统禁忌。鲜有证据表明像Facebook、Skype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能让我们更为宽容。实际上,这些病毒式的大曝露工具不仅让整个社会更加淫秽不堪,同时还加深了以不宽容、幸灾乐祸以及报复为特点的暴民文化。1940年,在《一九八四》一书出版的八年前,乔治·奥威尔写了一篇名为《鲸内》的文章,指出“普通人”是“被动的”。他认为职业作家应积极参与社会时事。“鲸鱼的腹中只不过是一个大到可放下一位成年人的子宫。”奥威尔写道,“而你正身处其中,一个刚好能容下你的黑暗而柔软的空间;你和现实世界之间隔着几码的鲸脂;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能保持一种彻彻底底的漠然态度。”“创意来自于网络”,他这样写道,并认为我们的最佳创意和生物学上成功的珊瑚礁一样,依赖于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估计是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建造、设计和改进的同一个“人类生态系统”。约翰逊列举了Twitter、foursquare和他自己的超本地化新社交平台等社交网络,指出“网络的简史从一个沙漠开始,并已经稳步转变成一个珊瑚礁”。但是,二十世纪初期,A型侧厅的嘎吱声又与钥匙声大不相同。1996年9月,牛津女王陛下监狱(HMP)可谓是真正开放了——按官方所言,“发展为休闲与零售的综合体”。一家“敢为不同”的英国公司——马美逊酒店集团(MalmaisonGroup)——得到了牛津监狱,并且,在维持威廉·布莱克本的边沁式建筑简单结构的基础上,将它变成了一座精品酒店。埃科的解释是“‘完全真实’与完全虚假被等同对待,绝对的不真实被当做真实存在”;而鲍德里亚则将超真实定义为“模拟从未真实存在的事物”。鲍德里亚和埃科可能会说:历史在牛津监狱重演,始而是悲剧,继则为虚假。我们需要的不是抹杀——而是管理——我们的虚拟生命,不是在网络自杀按钮的咔嗒声中干掉我们数以千计的网络朋友,而是将其微缩为易于管理的数字,从而成为我们的肝胆知交,而不只是我们自恋的镜厅中一个个的数据点。毕竟,一个人最终能维持多少复杂关系呢?
2013-10-10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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