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较早（1987），作者们承认很多地方缺乏资料。1949-1965，提供了详实而系统的记录，隐隐提供了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框架：农业集体化之后的社会主义指令经济在沿着苏联模式既取得显著成就又面临巨大失衡，领袖施行了非知识的、注重****的大跃进发展路线；虽然挫败使得领袖接受****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却将重心转向以政治思想运动来确保革命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极权控制的前提、领袖的权威与梦幻、人事恩怨与国际冲突就这样塑造了亿万人的岁月。唯一让人最不满的是，在描述集体化、思想改造和反右等重大事件时，作品缺乏厚重的人道主义品味（那些极为悲惨的、大规模冒犯尊严的大事情居然数据化或轻描淡写，没有常见的人性悲悯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