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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服务态度非常好！个人著作 《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理学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5] 朱熹十四岁，父亲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5]

　　揭开反魏忠贤序幕的不是久经沙场的朝官，而是一位初入官场的“牛犊”。　　天启二年（1622），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目标直指傀儡皇上和傀儡的幕后操纵者魏忠贤。振聋发聩，令以忠义自许的东林党人汗颜。　　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有了这番“试水”效应，东林党人跃跃欲试了。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上了有名的《劾魏忠贤疏》，对魏忠贤进行了愤怒的弹劾。他开门见山地指出，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　　接着，他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在内宫方面，杨涟列举客、魏罪行，如后妃不育、裕妃之死、王安被害等等；在朝政方面，杨涟弹劾魏忠贤破坏明代祖法，肆意擅权，排斥异己，滥封滥赏，伤财害民，等等。　　奏疏最后指出：“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将客氏驱逐出宫。　　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尽管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京城百姓“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朝廷内外的正直大臣，奏疏一出，举朝响应，短短两天，弹劾魏忠贤的疏奏不下百余份。由于魏忠贤控制了熹宗，所有奏疏，熹宗都不能过目。魏忠贤见有如雪片似的奏疏，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决心进行报复。　　首先受到惩办的是工部郎中万燝。因为他弹劾了魏忠贤，熹宗不问是非就降旨：“杖一百，斥为民。”有了圣旨，魏忠贤的爪牙们把万燝打得死去活来，有的太监还用铁锥在他身上乱戳，四日后，万燝死去。　　天启四年十月初一，皇帝行祭天大礼时魏广微迟到，被魏大中、李应升弹劾。魏忠贤非常生气，说动皇帝把东林党首领高攀龙、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革职。此后，内阁院部几乎全部被魏忠贤亲信控制，魏忠贤磨刀霍霍，终于可以大开杀戒了。　　为了斩草除根，魏忠贤启动了所谓的“熊廷弼案”。　原来，天启二年时，明军与后金作战，丧军六万人，经略熊廷弼被下狱，判斩首。熊廷弼想托汪文言用四万银子贿赂掌权的东林党人以求缓刑，但没实行。此时，阉党就用酷刑逼汪文言诬供，说杨涟受贿，汪文言活活被打死，临死大叫：“哪有受贿的杨大洪(杨涟)啊！”　　但是，阉党捏造口供，逮捕了大批的东林党人，如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等，关在锦衣卫的@里，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假借皇帝名义，“五日一追比”。所谓“追比”，即用大刑逼他们退赃。实际上六十天就“追比”了二十四次。第一次“追比”后，“诸人裳上浓血如染，狱卒挟持才能移步”；第二次则“股肉俱腐”；第五次，“杨公大号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第六次，“杨、左伏地若死人”。先后有六人因酷刑@，史称“东林六君子”。　　接着，魏忠贤开列黑名单，用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东林党人榜》，上榜的有三百多人，按名搜捕还健在的东林党人。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假借圣旨，逮捕了东林党又一批主要人物：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高攀龙七人。除高攀龙以“大臣受辱则辱国”，拒赴诏狱，当晚投池水自尽外，其他六人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史称“东林七君子”。　　从个人崇拜到@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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