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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主人
明道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伊川先生曰:志道恳切,固是诚意,若迫切不中理,则反为不诚。盖实理中自有缓急,不容如是之迫。观天地之化乃可知。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之处。又曰:学者要学得不错,须是学颜子。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朋友讲习,更莫如“相观而善”工夫多。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发于畎亩之中”,至“百里奚举于市”。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参也,竟以鲁得之。
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
礼乐只在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
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圣人与之。
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
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
懈意一生,便是自弃自暴。
不学便老而衰。
人之学不进,只是不勇。
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
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行深则可以见诱之小。
董仲舒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孙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可以为法矣。
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
明道先生曰: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
“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乾道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学便须知著力处,既学便须知得力处。
有人治园圃,役知力甚劳。先生曰:《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焉。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学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
弘而不毅,则难立;毅而不弘,则无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常爱杜元凯语:“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
忠恕所以公平,进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
今之为学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逦,莫不阔步,及到峻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
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必待著意。才著意,便是有个私心。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学,是终身事。果能颠沛造次必于是,岂有不得道理?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 曰:古学者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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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伊川先生曰:志道恳切,固是诚意,若迫切不中理,则反为不诚。盖实理中自有缓急,不容如是之迫。观天地之化乃可知。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之处。又曰:学者要学得不错,须是学颜子。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朋友讲习,更莫如“相观而善”工夫多。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发于畎亩之中”,至“百里奚举于市”。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参也,竟以鲁得之。
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
礼乐只在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
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圣人与之。
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
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
懈意一生,便是自弃自暴。
不学便老而衰。
人之学不进,只是不勇。
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
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行深则可以见诱之小。
董仲舒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孙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可以为法矣。
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
明道先生曰: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
“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乾道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学便须知著力处,既学便须知得力处。
有人治园圃,役知力甚劳。先生曰:《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焉。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学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
弘而不毅,则难立;毅而不弘,则无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常爱杜元凯语:“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
忠恕所以公平,进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
今之为学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逦,莫不阔步,及到峻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
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必待著意。才著意,便是有个私心。这一点意气,能得几时了?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个学,是终身事。果能颠沛造次必于是,岂有不得道理?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 曰:古学者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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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等&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等&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等&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等&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等&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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